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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超预测:预见未来的艺术和科学(9)

失败激发了玛丽•辛普森(Mary Simpson)的斗志,使她成为一名超级预测家。

“我线年那场金融危机来临之前的时机,这让我感到沮丧,因为我的背景让我可以知晓问题出在哪里。”辛普森说道。作为克莱门特研究生大学经济学博士,辛普森曾为公用事业公司南加州爱迪生电力公司管理法律和财务事务,2007年成为独立的理财顾问,处于半退休状态。那一年,世界开始听到金融危机的“雷声”。是年年末,全球经济陷入衰退。2008年上半年更加沉重的打击接踵而至。可是,与大多数同领域的专家相似,直到雷曼兄弟在这一年9月15日宣布破产,玛丽才认识到危机的规模。已经太迟了,她的退休积蓄大幅缩水。

她回忆说:“我真的希望更多地了解预测这门技术。”她想提高自己的预判能力,不仅是为了财务上的利益,更是因为,她认为自己在这方面有潜能。“有些事情,你会认为,‘我应该做得更好’,这就是其中之一。”

辛普森听说了精准预测项目,就报名参加。她成为非常优秀的预测家,她的超级预测家身份证明了这一点。

心理学家卡罗尔•德韦克(Carol Dweck)会说辛普森具有“成长型思维模式”,德韦克对这种心态的定义是:相信自己的要是努力的结果,自信可以通过“成长”达到愿意努力工作和学习的状态。有些人也许认为这是显而易见的,没有必要讨论。但是,正如德韦克的研究所示,成长型思维模式绝非普遍现象。许多人具有的是她所谓的“固定型思维模式”:相信自己出生时就已定型,能力只能被发现,不能被培养或者开发。具有固定型思维模式的人说话方式就像这样:“我数学差。”他们认为这是个人特有的固定属性,如同左撇子、女性或个子高一样,不可改变。这种思维模式会导致严重后果。自认为数学差并且永远无法提高的人不会努力提升自己的数学能力,因为那样做没有意义。如果他被迫学习数学,就像在学校里那样,他只会认为任何不足都进一步证明自己能力上的局限性已暴露无遗,应该尽快停止在这方面浪费时间。他绝不会在自己身上寻找任何提升自我的潜力。就这样,“我数学差”这个观念变成了自我实现的预言。

德韦克设计了诸多实验来揭示固定型思维模式的强大影响力,在其中一次实验中,她给5年级学生出了一些相对简单的测验题。他们喜欢做这些题。接着德韦克提高了题目的难度。一些孩子突然失去了兴趣,拒绝接受将测验题带回家的建议。其他孩子对难题的喜爱甚至超过对简单题的喜爱。一个孩子问:“你能写下这些测验题集的名字吗?这样的话,做完这些题,妈妈可以再给我买一些。”这两组孩子的区别不是“解测验题的天赋”。即使在擅长解题的这一组中,当面对更难的挑战时,有一些孩子也会退缩,但其他孩子却热情高涨。关键的因素是思维模式。具有固定型思维模式的儿童遇到困难就会放弃,而成长型的儿童干劲十足。

思维模式固定的人即便努力,也不会像那些相信自己能够成长的人那样从实践中收获那么多。在一次实验中,德韦克一边让志愿者回答难题,然后告知他们答案是否正确,并提供可以帮助他们进步的信息,一边扫描他们的大脑。扫描结果显示,思维固定的志愿者在被告知自己的答案正确与否时,大脑完全被吸引住了,他们的注意力显然全部聚焦在这部分信息上,而有助于改进答案的信息则受到忽视。“就算是知道自己的答案不对,他们也没有兴趣了解正确答案。”德韦克写道,“只有具有成长型思维的人才会密切注意能够拓宽知识领域的信息。只有对他们而言,学习才是优先考虑的事。”

要成为一流的超级预测家,成长型思维模式必不可少。最好的例子是凯恩斯,他貌似说过一句话(实际上没说):“当形势变化时,就要改变思维。”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今天的名气仅仅源自他在宏观经济学理论上的贡献,事实上,他有诸多卓越的成就,其中一项就是他是一位成功的投资家。

从“一战”末到“二战”末的这段时间,凯恩斯不仅管理自己的财产,还打理家人和朋友的财富。此外,他还负责运作两家英国保险公司、各种投资基金和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资产。1946年凯恩斯去世,当时他已是巨富,而且他所管理的资产的持有者财富飞速增长,超出所有合理预期。这在任何时期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记录,而他获得巨大成就的这段时期可以说是非同寻常。英国经济在20世纪20年代陷入停滞,30年代,大萧条造成全世界经济衰退。“考虑到凯恩斯的投资发生在历史上最糟糕的时期之一,他的收益着实令人惊讶。”约翰•F•瓦希克(John F.Wasik)评论道,此人写过一本关于凯恩斯投资的书。

凯恩斯极其聪明,充满活力,这当然有利于他的成功。但是,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个求知欲旺盛的人,喜欢采集新观念。这个习惯有时需要转变思维,他心甘情愿这么做。事实上,他愿意坦率地承认错误,吸纳新思想,对此他引以为荣,并且敦促其他人也效仿他。“有时犯犯错误是不会有坏处的,如果错误马上被发现,就更不会有什么问题了。”他在1933年写道。

“凯恩斯时刻准备反驳同事或者自我批判,只要条件合适,他就会这么做。”1945年,一份关于这位“总是在颠覆”的经济学家的简介报告这样写道,“对这样颠覆自己立场的行为,他绝不会感觉内疚,相反,他会以此作为理由,斥责那些他认为头脑欠缺灵活性的人。有这么一个故事。丘吉尔与罗斯福在魁北克会谈时,给凯恩斯发了一封电报,内容是‘我越来越倾向于你的观点’,凯恩斯爵士回答说,‘很遗憾听到这个消息。我已经开始改变想法了’。”

凯恩斯的投资记录绝对谈不上完美无瑕。1920年,由于对外汇的预测错得离谱,他几乎破产。后来他找到立足点,在20年代为自己和他人积累了一笔财富。但是,正如玛丽•辛普森在2008年的情况一样,凯恩斯没有预见到1929年大灾难的来临,又一次损失惨重。不过他卷土重来,甚至比过去更加出色。

对凯恩斯而言,失败是学习的机会:认识错误,发现新的选择,再次尝试。在经历了糟糕的外汇操作之后,凯恩斯没有退缩到安全轻松的境地。他在20年代初接受了一些新观念,例如让古板的国王学院进入资本市场,而当时学术机构通常喜欢投资房地产。1929年在遭受市场的意外打击后,他对自己的原有思想进行了深刻反省。凯恩斯断定他的一个关键理论假设存在错误。股票价格并非总是反映公司的真实价值,因此投资者在判断一家公司是否具备足够的值得长期投资的潜在价值之前,应该对其研究透彻,真正理解它的业务、资本和管理。在美国,大约是同一时期,本杰明•格雷厄姆也提出了同样的方法,他称之为“价值投资”。它成为沃伦•巴菲特的财富基石。

“总是在颠覆”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有一个没有被颠覆的信念,那就是他可以做得更好。失败并不意味着他的能力已到极限,而是意味着他必须努力思考,然后再做一次尝试。“尝试、失败、分析、调整,再次尝试”,凯恩斯永不停息地重复着这些步骤。

凯恩斯的高度是大多数人都达不到的,但是上述过程,“尝试、失败、分析、调整,再次尝试”,是所有人的基本学习方式,几乎从生下来的那一刻起我们就在经历这样的过程。看看婴儿如何学习坐起来。起初他摇摇晃晃,当他仰起头长时间注视吊扇时,“啪!”他又躺到身后的小枕头上,这个枕头是妈妈放在那儿的,因为学习坐直的婴儿总是会往后躺。妈妈可以将宝宝背在背上或者放在椅子上,但是她知道,当宝宝往后躺时,他会明白脑袋不应该倾斜太过,下次他再坐起来时,就能更稳当一些了。这个婴儿还要练习这项新技能,使之更加稳定,然后成为习惯性动作,而开始的往后躺为他带来了观念上的突破。在我们童年时期,同样的过程重复了成千上万次:从站立到行走,到踏上校车,再到学会操作两个游戏手柄和所有按钮,让电子游戏里的角色非常精准地在正确的时刻腾空而起,以必要的速度抓取珠宝,获得1000分。

成年人也会重复这个过程。首次拿起高尔夫球杆的中年会计像婴儿学习坐起来一样练习击球。在他成为俱乐部里合格的高尔夫球员之前,即使有专业指导,也会经常打不着球。

我们通过实践学会新技能,通过更多实践来提高技能。即便是对于要求最高的技能来说,这些基本事实也是适用的。现代喷气式战斗机堪称超级复杂的飞行计算机,课堂教学不足以产生合格的飞行员,在先进的飞行模拟装置上花时间练习还是不够。飞行员需要在空中训练,时间越长,效果越好。外科医生、银行从业人员和企业管理者都是如此。

为了说明从课堂上学到的知识的局限性,伟大的哲学家和导师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写过一段话,详细解释骑自行车的物理原理:“骑自行车的人观察到的规律是这样的。当他开始倒向右侧时,他向右转动把手,这样,自行车沿着曲线向右偏移。这会产生一个离心力,推动自行车手向左,抵消掉向右拖拽车手的重力。”后面的话保持着同样的风格,结论是:“简单分析表明,对于给定的不平衡相角 [1] ,每一次转弯的曲率与自行车行驶速度的平方成反比。”很难想出比这更精确的描述了。“但是,我们真的从这些话中学会如何骑自行车了吗?”波兰尼问道,“没有。显然你不能根据不平衡相角与速度平方的比值来按比例调整自行车路径的曲率。即便你可以做到,你也会从车上摔下来,因为在实践中还有若干其他因素需要考虑,反映前面规律的计算公式中不包含这些因素。”

骑自行车所需的知识不可能完全从文字中获得并传授给其他人。我们需要“隐性知识”,这种知识只能来自千辛万苦得来的经验。为了学会骑自行车,我们必须尝试一把。开始你的表现会很糟糕,不是跌向这一边,就是跌向那一边。但是,只要不断练习,最后就能毫不费力地骑车。但是,如果你必须解释怎样保持车的路径为直线,以便其他人可以跳过你刚刚经历的煎熬,你能达到的效果只会和波兰尼一样糟。

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要学会预测,就必须尝试预测。阅读预测相关的书籍不能替代实践经验。

[1]由于高聚物同时具有弹性和黏性,因而在交变应力场作用下,由于其分子链段在运动时受到内摩擦力的作用,使形变落后于应力变化,其落后的一个角频率就叫相角。—编者注

不过,不是所有的实践都会提高技能,必须是合理的实践。你需要知道应该注意哪些错误,最佳的实践到底是哪些。所以,别烧掉你的书。如前文所述,随机对照试验表明,只要掌握一本小册子的内容,我们的培训指南(见附录)可以使你的预测准确率提高近10%。这些试验还显示了书本知识的影响和实践的影响是如何相互作用的。读过小册子的人从实践中受益更多,反之亦然。运气青睐有准备的头脑。培训指南帮助我们从个人经历中抽取正确的经验教训,达到外部视角和内部视角的平衡。反过来,个人经历帮助我们将现实世界的内容注入乏味的公共知识的抽象概念中。

有效的实践还需要明确的、及时的反馈。我的研究伙伴唐•摩尔(Don Moore)指出,警察用大量时间判断谁在说实话,谁在撒谎,但是研究发现,他们根本不像自己标榜的那样擅长此道,而且经过实践,他们的这项技能往往不会提升。这是因为仅靠实践还不够,必须辅以明确的反馈。

当一名警察断定嫌疑人是否在撒谎时,他不会立即获得关于其猜测准确性的反馈信息(就像这样:嫌疑人说,“你说对了!我刚才撒谎了!”)。但整个过程还会继续进行。也许警方会提起指控,嫌疑人受到审讯,法院下达判决,或者也可能出现辩诉交易。而这也许耗时数月甚至数年,等到判决结果出来时,可能已经有大量因素影响了该结果。因此,警察很少得到这样的明确反馈:是的,你的判断是正确的;或者是,不,你错了。可以预见,借助对照试验检验过警察测谎能力的心理学家发现他们的实际能力和信心之间存在巨大差距。随着警察实践次数增多,他们会认为经验提高了自己的测谎技能(这么想也无可厚非),而事实上,能力与信心的差距却在扩大。其结果是,警察的信心增长速度超过了准确率提高速度,也就是说他们越来越过于自信。

像这样的差距十分常见。吻合度指的是你的信心与准确率匹配程度,对这项指标的研究经常发现人们太过自信。可是,过分自信不是人类的固有本性。气象学家普遍没有这个毛病,桥牌高手也没有。那是因为这二者都能获得明确的、迅速的反馈。气象学家预测第二天有暴雨,如果他醒来时看到阳光普照,他就会知道自己预测错误。桥牌选手估计能赢多少“墩”之后,在每一盘结束时就会知道结果。如果预测失败,他们可以立即知道。

这非常重要。要向失败学习,我们必须在失败时及时知道。往后躺下的婴儿知道他失败了,摔下自行车导致膝盖擦破皮的男孩知道,将可以轻松入洞的球打进沙坑里的会计也知道。因为他们知道,所以他们可以思考哪里出了问题,然后进行调整,并再次尝试。

不幸的是,大部分预测者得不到那种帮助气象学家和桥牌选手进步的高质量的反馈。这主要有两个原因。

模糊的语言是重要原因之一。正如第三章所示,像“很有可能”和“可能”这样模棱两可的词汇让我们无法判断预测的准确性。当预测者说某事可能或者也许或者大概会发生时,他可能或者也许或者大概指的是任何事情。同样的,还有无数其他词汇,例如史蒂夫•鲍尔默所说的“可观的市场份额”。这些词汇听起来也许准确,但细加审视,就能证明它们像雾一样模糊。即便是不带偏见的评判者也要努力从模糊的预测中提取有意义的反馈信息,可是,通常评判者就是预测者本人,这样,有意义的反馈信息更无从谈起,于是,问题变得更加糟糕。

想想福勒效应。这是以心理学家伯特仑•福勒的名字命名的一种心理学现象。福勒曾经要求学生完成个性测试,然后发给他们以测试结果为依据的个性描述报告,并要求他们回答这项测试在多大程度上抓住了他们的个性。人们对测试印象深刻,给它的平均分数为4.2,满分为5分。这确实不可思议,因为福勒的描述实际上使用的是模糊的语言,例如从占星术的相关书籍上截取的“你非常需要人们喜欢和欣赏你”。他将这些语句拼凑成一份描述报告,给每个人分发的都是同一份报告。模糊语言是有弹性的,学生会扩展其含义,使之符合自我形象,而他们还以为自己是在客观地评判测试报告。对于那些要判断自己的模糊预测的预测者来说,福勒效应带来的教训是:不要哄骗自己。

第二个阻碍反馈的重要原因是时间的滞后。当预测期长达数月甚至数年时,等待结果的过程将导致记忆的缺陷悄然出现。现在你知道你对未来的设想,可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你还能够准确地回忆起自己的预测吗?忘记的可能性非常大。你不仅要尽力避免正常的遗忘,而且很可能还会受到心理学家所谓的后视偏差 [1] (hindsight bias)的折磨。

如果你现在年龄足够大,1991年时已经记事,那么请回答下面这个问题:回到那个时候,你认为时任总统乔治•W•布什(现在被称为“41任布什总统”)有多大可能在1992年赢得连任?我们都知道41任布什总统输给了比尔•克林顿,可是,也许你还记得在打赢海湾战争之后他深受欢迎。所以,你可能认为他取得连任的概率非常大,但是,显然失败的概率也非常大。也许是五五开?或者,也许你认为海湾战争的胜利赋予他更大优势,所以,假定赢的概率是60%或70%?事实上,你很有可能记错了自己的预测。这是意料之中的。我从档案馆中挖掘出1991年某期《周六夜现场》中的滑稽短剧,其中隐含了1991年公认的政治智慧,现在我将这个短剧呈现给读者。当时的场景是:支持率领先的候选人就1992年总统候选人提名展开一场辩论会。

主持人: 晚上好。我是费伊•苏利文,来自女性选民联盟。欢迎来到这里。5位支持率领先的人正试图避免被该党强迫参加与乔治•布什总统对垒的无望竞赛,他们将要进行一系列辩论会,今天是第一场。他们中多数人已经宣布他们对提名不感兴趣。当然,每个人都被施加了重压,要成为那个傻子,担当起与非常非常受欢迎的现任总统竞争的徒劳无益的任务。他们是……来自新泽西的参议员比尔•布拉德利……

剧情越来越荒唐。在这场辩论会上,每一位候选人都对对手大加赞扬,同时猛烈批评自己,因为41任布什总统肯定会让对手铩羽而归,不论这对手是谁。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那一年没有人竞争提名的原因就在于此,这为阿肯色州不为人知的州长比尔•克林顿扫清了道路。

一旦我们知道某件事的结果,我们对自己知道结果之前的想法就会产生扭曲的认知,这就是后视偏差。巴鲁克•费斯科霍夫是第一个通过一系列巧妙实验记录这一现象的人。其中一个实验要求人们评估费斯科霍夫开展研究期间全球重大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例如尼克松有多大可能以私人身份会晤,然后在该事件发生或没有发生之后回忆他们的评估结果。知道结果后,对预测的回忆一般都会具有倾向性,即便是人们努力不让自己的评判受到干扰,也很难保证。这种影响可能很微妙,也可能非常明显。1988年,苏联实施的重大改革让民众对未来感到疑虑,我要求专家预测未来5年内苏共失去他们在苏联的统治权的概率有多大。1991年,苏联解体,世界震惊。于是,1992~1993年,我回访了那些专家,向他们提及1988年的那个问题,请他们回想当时所做的预测。平均而言,专家所回忆的概率比正确的数字高出31%。也就是说,当时认为可能性只有10%的专家也许在回忆时认为自己预测的概率是40%或50%。甚至有这样的例子。一位专家在1988年认为苏共失去权力的概率不会超过20%,结果在回忆时他认为当年的数字是70%。这说明了后视偏差有时被称为“我一直以来都知道”效应的原因。

使用模糊语言或者依靠错误记忆回想旧预测的预测者不会获得明确的反馈,所以,从经验中学习就是一句空话了。他们就像在黑暗中罚球的篮球运动员。他们得到的唯一反馈是声音:球撞击金属篮圈的“当啷”声,砸在篮板上的“咚咚”声,摩擦篮网的“唰唰”声。有过数千次在光照下罚球经历的老手知道什么声音代表球罚中了,什么声音又代表球罚丢。但是新手做不到。“唰唰”声也许表示球穿过篮网,也可能表示低手传球。响亮的“当啷”声表示球碰着了篮圈边缘,可是,球最后进了还是弹出来了?无法确定。当然,他们也许自认为知道自己表现如何,但事实上他们并不知道。经过几个星期的投篮练习,他们也许更加自信:我训练了这么长时间,现在一定是篮球高手!但是,他们的罚篮技术不会提高。只有打开灯,他们才能获得清晰的反馈。只有在那样的条件下,他们才能学习和提升。

汤姆•明托预测2014年会出现叙利亚难民潮,这个预测的布莱尔得分为0.07。这是一个明确的、准确的、意义非凡的、极为出色的结果,一次相当于罚篮命中目标的预测。而蒂姆关于安倍晋三是否参拜靖国神社的预测则逊色不少,只有1.46分,就像是把球投到体育馆后面的垃圾桶里。蒂姆对此心知肚明。他的语言完全没有隐藏任何模糊性,因此后视偏差根本不可能愚弄蒂姆、使他相信自己的预测没有这么糟糕。蒂姆搞砸了,他也知道自己搞砸了,这让他有机会从失败中学习。

顺便说一下,这条路上没有捷径。对于叫牌技巧,桥牌玩家可以培养出吻合度很高的判断力,但是,研究显示,在一种环境下吻合度好的判断力在另一种环境下就会失效。因此,如果你考虑通过玩桥牌来提高自己的政治或商业预测能力,还是算了吧。想要在某一类预测中表现更出色,再说一遍,这类预测必须具有良好的反馈以显示你的练习效果,而且你要乐于承认:“哇,这个预测错了,我最好想想原因。”

[1]后视偏差,即个体面临不确定性事件新的信息时,往往对先前获得的信息有过高的估价,进而在决策上发生偏差。—编者注

“作为一个团队,我们曾经赞同钋的半衰期实际上会导致检测不可能完成。但是我们没有付出足够的精力去质疑这个假设,例如,没有考虑衰变产物是否是检测钋的一条途径,或者向专业人士请教。”就在狄文•达菲和他的团队在亚西尔•阿拉法特的遗体是否会检测出钋的问题上取得优异成绩之后,他给队员们留下了上面这条消息。他学到的教训是:“在专业性的假设问题上要慎重,遇到专家就要向他们请教,经常重新审查你的假设是否合理。”

显然,一个问题无论何时结束预测,超级预测家都会敏锐地想出提高预测水平的方法,一如他们能够敏锐地判断出之前自己的表现如何,这与卡罗尔•德韦克的固定思维模式研究对象形成鲜明对比。

有时,他们会与队友一起对预测进行冗长的剖析。这些在线讨论可以长达数页。超级预测家一个人静下心时还会反思自己,这样会产生更多的思想火花。“在淋浴时或者在上班(上学)的早班车上,”让–皮埃尔•伯格玛说,“或者一天中任何时候,当我感到心烦意乱时,我就会沉浸到内省中。”在前两个赛季,让–皮埃尔经常回顾以前的预测,发现自己当时的评论如此简单,就像这样:“我经常不能理解为什么会得出确定的预测。”他对此感到失望,因为他无法回想起当时的思考过程。于是,他开始留下更多、更长的评论,因为他知道这有助于批判性地审视自己的思维方式。实际上,伯格玛从比赛题目一经宣布就开始准备事后剖析。

通常,事后剖析要像考虑初始预测时那样认真仔细、勇于自我批判。有一个问题是关于几内亚选举的,狄文团队的分数为第一名。在评论这次预测时,他强调,他们不可能面面俱到。“我认为,对于几内亚的局势,我们本来更倾向于相信抗议浪潮不会阻止选举正常进行。当抗议者差点就让选举泡汤!所以,我们也很幸运。”这是非常深刻的认识。人们经常认为,当一个决定换来的是好结果时,这个决定就是好的决定。这种观点并非总是正确的,可能带来风险,因为它会让我们看不到思想中的缺陷。

偶尔成功的团队通常不会对他们的观点这样开放,所以他们不会彻底获得成功。20世纪80年代,我在开展EPJ研究时,请专家预测:苏联是否会继续执政,南非种族隔离制度是否会被暴力推翻,魁北克是否会从加拿大分裂出去。随着这三个预测的截止日期过去,正确答案显而易见:都是“否”。然后我请专家考虑与事实相反的情形是否有可能发生,在这样的情形中,小规模的蝴蝶效应所产生的扭曲会导致历史呈现出另一种样貌。某些假设的情形证明专家的错误预测本来是正确的,例如,假设1991年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政变计划更加周密,政变分子更加清醒,组织更为有序,那么仍然会大权在握的预测就没有问题。如果是这样,这些专家往往会像欢迎老友一样欢迎这些假设。可是,当假设的情形证明他们的正确预测很容易出错时,他们就会认为这些假设纯属推测,拒绝考虑。所以,专家对“我差点就对了”的情形保持开放心态,但排斥“我差点就错了”的选项。

将预测与骑自行车做类比非常好,但是如同所有的类比一样,二者并不完全吻合。就骑自行车而言,“尝试、失败、分析、调整,再次尝试”的循环周期一般按秒计,而对于预测,这个周期需要数月甚至数年。此外,偶然性在预测中的作用更大。接受最好的训练的自行车手通常可以预期好的结果,而同样情况下预测者的结果难以确定。接受最好的培训提高了预测者的获胜概率,但没有在运动会中那么稳妥,偶然性在后者中的作用更小。即便具有成长型思维模式,想要进步的预测者也必须大量依靠我的同事安吉拉•杜克沃斯(Angela Duckworth)所说的“韧劲”。

伊丽莎白•斯隆(Elizabeth Sloane)韧劲非凡。伊丽莎白被诊断患有脑癌,她经历了化疗、失败的干细胞移植、复发,随后又做了一次两年期化疗。但她从未妥协。伊丽莎白志愿参加精准预测项目,用她的话来说,这样做是为了“重新培育神经元突触”。她还看到一位顶级肿瘤学家写的文章,全面描述了她的这一类病情,这促使她进行新一轮的令人满怀期待的干细胞移植。“这一次,我有望被治愈,”她发给精准预测项目经理特里•穆雷的电子邮件写道,“我又有第二次机会了,这真令人吃惊。”

韧劲是对长期目标的充满激情的坚持不懈,即便面对挫折和失败也不退缩。它与成长型思维模式一起成为个人进步的潜在力量。

当安妮•基尔肯尼(Anne Kilkenny)第一次听说精准预测项目时,她就意识到自己将成为不同寻常的志愿参与者。“像我这样的家庭主妇,不曾主动涉足任何地缘政治问题,过去40年从未接受过真正的智力挑战,你们会让我参加吗?”她回忆当时的想法,“我要试一试。”

安妮住在阿拉斯加的一个小城。她在嬉皮士时代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当时她想成为高中教师,于是她申请了教学计划,但未获批准。她曾经干过行政助理、记账员、代课老师,在舞厅当过舞蹈演员,在合唱团唱过歌。后来她与一位来自阿拉斯加的木匠结婚,育有一子。她还去教堂做礼拜。她在邮件结尾写上了自己的个人箴言:“简单生活,慷慨去爱,真诚关怀,言语温和。其余一切让上帝安排吧。”

2008年安妮有过一段名声大噪的时期,当时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约翰•麦凯恩宣布他的竞选伙伴是阿拉斯加州长萨拉•佩林。这是一个出人意料的选择。阿拉斯加州外很少有人听说过小城市瓦西拉的这位前任市长。但是安妮•基尔肯尼知道。瓦西拉是安妮的家乡,她又正好是少数几位热心于公共事务的市民之一,参加过市立法会会议。于是,她写了一封电子邮件,综述了佩林任职市长期间的所作所为,然后将这封邮件发给州外的家人和朋友。后者希望了解更多信息,因此安妮补充了更多细节,再次发送出去。这些邮件经历了病毒式传播。不久,《》的记者打电话给安妮,接着,《新闻周刊》、、《波士顿环球报》、《圣彼得堡时报》,等等,纷至沓来。安妮忙得手忙脚乱。

安妮是人,她的邮件对佩林基本上持批评态度,所以在涌向她的电子邮箱的邮件洪流中有很多表达了对她的坚定支持。“我就知道!”有人写道,“我一看到佩林的表情,就知道她完全不懂地缘政治!”安妮收到的称赞如潮水般涌来:她勇敢,聪慧,各方面都出类拔萃。

可是安妮很冷静。她没有因为受到过分吹捧而沾沾自喜,而是用怀疑的眼光审视这一切。“怎么可能仅仅瞥一眼某人就知道这么多事情?”她在给我的邮件中写道,“他们无法知道,也的确不知道。因为佩林的党派立场,因为她是女性,种种原因导致这些人对她有偏见,这决定了他们对她的看法。所以,了解到关于佩林的某些事实只会使他们为偏见找到了借口。他们将自己的感觉伪装成知识和思想。”这种批判性的、心思巧妙的观察力可以帮助普通的预测者升级为超级预测家。仔细认真、追求精确性的研究也能起到同样的作用。安妮的著名邮件经受住了以核对事实为宗旨的全国性组织的审查,考虑到她认为自己只是随意写了一封短信发给朋友和家人,审查过关的事实特别令人印象深刻。

安妮的韧劲令人生畏。当比赛组委会提出关于中非共和国难民数量的问题时,她去联合国的网站查询资料,发现数据是一星期之前的。她并没有认为这是她能够获得的最新数据,而是给难民署写了一封邮件,询问数据更新的频率以及下一次更新预计是什么时候。她还注意到难民署的数据出现巨大的波动,同样地,她又给这家机构发邮件了解情况。她收到了回应邮件,不过是用法语写的。她回复说:“Merci,mais je ne parle pas français plusbien.S’il vous plait,en anglais?”(谢谢您,但是我的法语不好。如果您愿意的话,说英文可以吗?)这一次,难民署回了一封冗长的英语邮件,解释了他们的分析方法,非常有启发性,对做预测很有帮助。

安妮不是超级预测家,至少现在还不是,但她的成绩仍然引人注目。她在第三年对全部150个问题做了预测,而她的团队非常迟钝,这意味着她必须独立完成几乎所有工作。她为什么要这么做?理由和一名大学生选择最严格的教授、修习所有最难的课程的理由相同:关注学习过程甚于获得最好成绩。“我总是努力成长、学习、改变自己。”她在给我的邮件中写道。当真实结果出来时,我们可以从安妮的反应中发现她的这一态度。她会认真思考这些结果对她做决定的过程有何指导意义,并且经常在电子邮件中和我们的项目经理交流深思熟虑后的见解,反思自己的不足。她一直坚持这样的态度,与此同时,她的布莱尔得分也在进步,看起来她将要迈入顶级行列。而在她很有把握的某些预测最后被证明严重错误、导致她的准确率大幅下降时,她仍然保持着同样的态度。月复一月,问题一个接一个,她一如既往。这就是韧劲。这也是我不会惊讶于看到她最终成为超级预测家的原因。

当然,正如超级预测家的经历所示,这不会是安妮成长道路的终点,而是第一阶段的终点。总会有更多尝试、更多失败、更多分析、更多调整,然后进入下一个循环。有一种计算机程序,编程人员不打算将其作为最终版本发布,而是不断地使用、分析和改进,它有一个绝妙的名字:“永远的贝塔”。

我们对超级预测家有了深入了解,从他们的生活、比赛分数到工作习惯,都有涉足。现在整理一下资料,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典型的超级预测家的综合形象。

吾日三省吾身: 善于自我反省和批评,吸收各种反馈意见。有数学逻辑:善于运用数学工具分析问题,对数字敏感。

我在这里只是泛泛而谈。不是所有的品质都是同等重要的。成长为超级预测家的预测者中最坚定的那一批人就是永远的贝塔,这代表了执着于更新观念和自我提升的程度。预测者的坚定意志所发挥的作用大约是其最接近的对手—智力—的3倍。借用托马斯•爱迪生的名言,超级预测约有75%来自汗水,25%来自灵感。

不是每个超级预测家都具有上述所有品质。成功的途径有很多,某方面有不足,可以有多种方法弥补,同时在其他方面强化坚定的意志。不过,永远的贝塔的预测能力确实表明,如果一个人无意投入巨大精力去实现“培育神经元突触”的个人目标,那

虽然前面描述了许多,但还是漏掉了一个因素:他人的影响。在我们的私生活中,在工作场所,我们很少完全孤立地预测未来。我们是群居物种。我们共同做决定。这引出了一个重要问题。

1961年1月10日的早晨,美国人正在准备早餐时,《》的读者们在厨房用桌边翻开报纸,看到头版头条的大标题:美国在危地马拉秘密空军基地帮助训练反卡斯特罗的武装力量。在危地马拉太平洋沿岸的一小块陆地上,“像突击队似的武装力量正在接受游击战训练,教官是外国人,主要来自美国”。经鉴别,受训人员是古巴人。使用该基地的美国飞机也被认出来。修建基地的美国公司被曝光。“米格尔•伊迪戈拉斯•富恩特斯总统领导的危地马拉政府坚称这些军事行动是为了防范古巴随时可能发动的进攻,”《》的文章说道,“但是伊迪戈拉斯政府的反对者则坚持认为,这些准备活动旨在进攻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政权,是由美国策划和指导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美国的资助。对于这一话题,美国大使馆继续保持绝对沉默。”

事实上,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在训练古巴流亡分子登陆古巴并发动针对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新政府的游击战。行动的秘密性至关重要。一旦游击队员登陆,就必须像前来解放国家的独立爱国力量那样开展行动。为保证这一点,不会有任何美国士兵随同游击队员登陆,空中支援由不带美国标识的老式轰炸机提供。没有人能够知道是美国策划了这一切,至少计划是这样安排的。

也许有人会猜想,在华盛顿特区,计划在《》头版曝光将会让这次秘密行动的策划者感到疑虑,他们会重新考虑是否继续执行计划。这些人的确产生了疑虑,但行动照旧。“有人提出,只要美国士兵不参加实际战斗,就不会有太大问题,不知何故,这个观点在政府高层那里得到了认同。”小阿瑟•M•施莱辛格回忆道。作为新任总统约翰•F•肯尼迪的顾问,施莱辛格是批准这项任务的核心成员之一,他的回忆录充满了对他们在计划后来被称为“猪湾入侵”的行动时出现的愚蠢错误的惊诧。

在中央情报局训练的突击队员登陆时,古巴军队一直在等待他们,很快,上岸的1400人就被20000名古巴士兵包围。3天内,突击队员不是,就是被俘虏。

问题不是出在执行环节上,而是计划本身就不可行。这是一个草率的计划。这么说不是放马后炮。这个令人遗憾的事件已经被完整地进行了剖析,和历史学家罕见地在一个观点上达成了一致,即:该计划问题重重,白宫本应该注意到,却忽视了。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是应急预案。中情局向总统顾问保证,如果登陆失败,突击队员可以逃至埃斯坎布拉伊山脉,在那里加入反对卡斯特罗的军队。可是,这个预案出自第一版计划,按照该计划,突击队员应该在埃斯坎布拉伊山脚附近的海岸登陆。计划编制人员改动了登陆地点,却没有考虑这样的改动对应急预案意味着什么。“我认为我们没有充分认识到,埃斯坎布拉伊山脉与猪湾相距80英里,中间隔着沼泽和丛林交错的毫无希望穿越的地带。”施莱辛格回忆说。

在这次惨败后,没有人相信美国未卷入此次行动,这样立刻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传统盟友感到尴尬。拉丁美洲国家怒气冲冲。反美抗议浪潮席卷世界。对肯尼迪的新政府寄予厚望的自由主义者认为自己被出卖了,而保守主义者则嘲笑菜鸟总统难当大任。对美国战略利益而言,最糟糕的是,古巴政府更加坚定地加入了苏联阵营。在18个月内,这个距离佛罗里达州不远的岛国成为5000名苏联士兵和一组可以摧毁华盛顿特区和纽约的苏联中程核导弹的基地,两个超级大国陷入了一场危机。肯尼迪事后评估,这场危机升级为核战争的概率在1/3~1/2之间。

猪湾惨败及随之而来的古巴导弹危机的故事同样为人所熟知,不过二者的共同之处到此为止。在1962年10月的13个令人惊骇的日子里,肯尼迪政府为应对苏联威胁,考虑了一系列危险选择,包括直接入侵古巴,最终采取了海上封锁的应对措施。当苏联舰船靠近美国设置的红线时,双方都试图从对方的行动和非公开通信中洞悉其意图。最后,双方达成协议,避免了战争,全世界都松了一口气。

如果说猪湾事件是肯尼迪政府的低谷,那么古巴导弹危机就是其高峰,那段时期,肯尼迪及其团队在极大的压力下,通过创造性的策划,获得了正面的结果。知道这段历史后,我们也许会认为肯尼迪在猪湾事件后进行了内部大清洗,等到导弹危机发生时,他周围已经全是能力强得多的顾问。实际上他没有这么做。这两场戏剧的演员表几乎是完全一样的:搞砸了猪湾入侵的团队就是在古巴导弹危机中表现不俗的团队。

多年以前我在耶鲁大学读博士时,心理学家欧文•詹尼斯(Irving Janis)是我的博士导师之一,他在1972年的经典著作《团体迷思的受害者》(Victims of Groupthink)中探讨了猪湾入侵和古巴导弹危机的决策过程。今天,每个人都听说过团体迷思,尽管很少有人读过这本首次提出这一概念的书,也很少有人知道詹尼斯对团体迷思的解释比现在这个语意模糊的流行语更加明确。按照詹尼斯的假设,“任何有凝聚力的团队,其成员往往会无意识地产生若干共有的错误观念,进而制定出相关准则,而这些观念及准则将遏制批判性思维,阻碍真实性检验,这样他们就会保持所谓的团体精神”。过于团结的团队不会质疑集体的假设,也不愿直面令人不安的事实。所以,每个人都不会提出反对意见,因为这样让人安心,而所有人都赞同这一事实又会被默认为证明团队选择了正确道路。我们不可能都错了,对吧?因此,当时核心决策圈成员的想法是:如果一份由美国拟订的表面上没有美国人卷入的侵略古巴的秘密计划碰巧刊登在《》头版,该计划仍然可以继续进行,只要确保没有美国士兵出现在海滩上并且对外否认美国卷入,就不必下令停止。世界会相信美国。如果计划听起来不可行……嗯,不用担心,团队中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也就意味着所有人都认为计划十分合理,所以,它一定是可行的。

猪湾登陆全军覆没后,肯尼迪下令调查为什么他的人会把局面搞得如此糟糕。调查报告认为令人舒心的一致性是关键问题,建议改变决策过程,确保此类问题不会再次出现。怀疑精神成为新的口号。决策参与者不仅要从其专业领域出发发表意见,而且还要充当多面手,有任何疑虑都可以提出来。詹尼斯注意到,特别顾问西奥多•索伦森和总统的弟弟鲍比担当“理智的监督员”的角色,其职责是“坚持不懈地记录所有观点,防止对问题的分析太过肤浅而造成错误”。“罗伯特•肯尼迪急切地接受了这个角色,代价是与某些同事关系闹僵。他高调地提出了一些尖锐的有时甚至粗鲁的问题。他经常有意识地充当魔鬼代言人。”规章制度和等级体系会妨碍这类无拘无束的讨论,那就将它们扔在一边。偶尔会找来新顾问,他们可以提供新鲜视角。约翰•F•肯尼迪有时离开房间,让下属讨论事情,因为他知道,如果总统在场,下属们的意见和建议不会很真诚。最后这个考虑至关重要。起初,肯尼迪开启危机思维模式:最低限度,他必须授权对苏联的导弹发射工具实施先发制人的空中打击。但是他只是有这种想法,并未提出来供大家讨论,所以这不是现场讨论的焦点。这样一来,“到第一天会议结束时,委员会已经严肃地讨论了10个选择”。总统的思想也开始变化。这绝非容易的事。反对声音此起彼伏,压力大到令人窒息。不过,这个过程最后导致的是和平协商,而不是核战争。

肯尼迪政府改进决策文化的过程是管理和公共政策专业学生的必读资料,因为它抓住了团体工作的双重特性。团队有可能产生可怕的错误,也可能做出敏锐的判断,并且共同完成仅靠个体无法完成的工作。管理者关心的往往只是正面或负面结果,其实他们需要关注两方面结果。如前文所述,“群体的智慧”这个术语取自詹姆斯•索罗维基2004年的同名畅销书,但是索罗维基的书名本身就是模仿1841年的一部经典著作《异乎寻常的流行谬论和群体的疯狂》(Extraordinary Popular Delusions and the Madness of Crowds),该书记录了一长串的集体愚蠢行为。团队可以是睿智的,也可以是疯狂的,或者二者兼具。团队成员的身份不是决定性的因素,肯尼迪的顾问团表明,“团队成员是同一类人”才是最有影响力的因素。

在情报高级研究计划局举办的比赛中,我们的目标是准确性。那么,要为预测者提供团队帮助吗?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看到正反两方都有强有力的论据作为支撑。从反方角度来说,研究文献以及我在大学委员会数十年的经验表明,团队也许会助长认知上的惰性。如果其他人会担起重任,为什么我还要费力去解决复杂问题呢?当这种态度比较普遍时,团队就会沉沦下去。更糟的是,预测者可能太过友好,导致团体思维僵化。这两种倾向可以相互强化。我们都表示同意,所以,我们的工作就完成了,对不对?团队内部的一致性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如果达成一致意见的依据有问题,那么团队就会陷入自以为是的自满心态中。

不过,在团队中,成员有机会分享信息和见解。这是好事,有助于让成员拥有蜻蜓复眼式的视野,而综合思维对准确性至关重要。当然,只有在人们独立做判断时,综合思维才能展现出魔力,这一点在逛市场的人猜测牛的重量那个情景里有所表现。判断的独立性确保了错误或多或少具有随机性,因此可以相互抵消。当人们聚集在一起以团体的形式讨论问题时,思考和表达的独立性可能丧失。也许有人说话喋喋不休,主导讨论过程,也许有人盛气凌人,有人表面上令人印象深刻,有人拥有权威证书,借此恫吓别人。一个团队有着多种方式能够让成员摒弃独立判断,被错误观点所蒙蔽。发生这样的情形时,错误会累积起来,而不是被消除掉。这是集体愚蠢行为产生的根源,无论是17世纪荷兰投资者相信郁金香球茎的价值比工人一年的收入还高,还是2005年美国的购房者说服自己相信房地产价格只会单边上涨,都是如此。

但是丧失独立性在团队中并非不可避免,肯尼迪团队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的表现就是一个例子。如果预测者能够不断质疑自己和队友的观点,并且欢迎充满活力的讨论,那么这个团队就能达到1加1大于2的效果。

那么,团队对超级预测家的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有些人质疑单个结果的正确性,其他人则表示赞同,但是归根结底,我们都知道,我们只是在猜测。最终,我们选择组建团队来开展研究,这有两个理由。其一,在现实世界中,未经过与他人讨论就进行重要预测的情况很少见,因此,在现实中想要更好地理解预测,就需要用团体思维更好地理解预测这门技术。其二,好奇心。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应该组建团队,但我们想这么做,因此我们听从了阿奇•柯克伦的建议,做了一个实验。

在第一个赛季(2011~2012年),当时还没有选出一名超级预测家,我们随机指定了数百名预测者独立工作,另外数百人组成团队一起工作。当然,参加团队的预测者不会面对面交流,但是我们建立了网上论坛,团队成员可以通过电子邮件、Skype或者任何中意的方式进行交流。我们仍然给他们独立评分,但会汇总个人分数,产生团队分数。预测者将会看到他们和他们的团队表现如何。在那之外,预测者可以按照他们希望的任何方式组成团体。我们关心的是准确性,至于他们如何实现准确预测,是他们自己的事。

我们还给各个团队分发了一本关于协同工作的入门级读物,它是根据从团体动力学研究中收集到的各种见解写成的。一方面,我们警告各团队,团体思维是有风险的。可以合作,但不要顺从。一致意见并非总是好事,分歧也并非总是坏事。如果你恰好同意团队意见,不要认为这种认同本身证明了你的选择是正确的。永远不要停止怀疑。尖锐的质疑对于一个团队来说,就像维生素对于人体一样必不可少。

另一方面,作为团体思维的反面,敌意和沟通不畅也是一种威胁。我们建议,团队成员应当在不招人烦的前提下表达反对意见,用英特尔公司前首席执行官安迪•格鲁夫的话来说,要练习“建设性地对质”。质疑对方观点的精确性是一种方法。我们利用丹尼斯•马蒂斯(Dennis Matthies)和莫妮卡•沃兰(Monica Worline)的研究成果,向团队成员示范如何巧妙地剖析经常听到的含糊言论。假设有人说:“不幸的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娱乐活动—足球的流行程度开始下降。”你怀疑他说错了。你要怎样质疑这个结论?可别想着人身攻击,例如说“你这个蠢货”之类的话。这只会火上浇油。“我不这么认为”,这样的话只能表示反对,但不能说清楚为什么反对。“你是什么意思”,这句话所包含的情绪温和了一些,但是太过含糊。下面是正确答案。你可以说,“你所说的‘娱乐活动’指的是什么?”或者说“你认为足球流行程度下降,有什么证据?在多长时间内?”这些语意明确的问题的答案虽然不能解决问题,但是它们将揭示隐藏在结论背后的思维过程,这样就可以研究和检验结论。

自苏格拉底以来,好的老师都教过如何质疑明确性,但是,即便是在最有必要时,我们通常也不会用到这种方法。想象一下,假如肯尼迪的团队在筹划猪湾入侵时进行了如下质疑明确性的讨论,局势会如何发展呢:

“他们撤退到埃斯坎布拉伊山脉,在那里可能会遇到其他反对卡斯特罗的力量,然后计划开展游击战。”

“也就是说,假设游击队受到攻击,计划失败。他们没有直升机和坦克,却必须先穿越80英里的沼泽和丛林,然后才能够在大山里寻找庇护所。是这样吗?”

但是,像这样的对质并没有发生,于是,肯尼迪担任总统后的首个重大决策演变为巨大悲剧。他吸取了教训,这样才有了一场关于古巴导弹危机的针锋相对同时又互相尊重的讨论,这是我们在预测者中宣扬的那种精神的典型例子。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奥黛丽·赫本没有人永远年轻却有人终生美丽

29年过去了,每当响起《Moon River》这段熟悉的旋律,总能在人们脑海中勾勒出一个身影,她抱着吉他坐在窗台,用略带沙哑却富有感情的声音哼唱着。

都说奥黛丽.赫本是一个惊艳了时光的美人,人们难忘她清澈如小鹿一样的眼神和骨子里透出的优雅,把她比作落入人间的天使。

的确,她优雅的外表,近百年来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但能让她在逝世后依然广为流传的重要原因,大概就是那就话:始于颜值,陷于演技,忠于人品。

在银幕内外,赫本都是优雅、成熟和品位的缩影。作为法国设计师纪梵希的缪斯,她是20世纪最伟大的风格标志之一。她在《蒂凡尼的早餐》中的标志性造型——小黑裙、超大的太阳镜、发髻和珍珠项链,至今仍是一个经典。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她还是一个年轻的芭蕾舞学生时,赫本帮助荷兰抵抗组织对抗纳粹。在后来的生活中,她是一位坚定的亲善大使,为联合国国际儿童紧急救助基金(UNICEF)走遍全球。

这位女演员最经典的一些照片不是她年轻时的照片,而是她作为人道主义工作的一部分,张开双臂迎接儿童的、自信且富有同情心的女性。

几乎对大多数女性而言,意识到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的容颜也在逐渐走向苍老,是一场不可避免的心理危机。尤其是在每年生日或跨年的时候,更加深了这种焦虑。

但另一方面,女性也在岁月的打磨下逐渐明白,美丽的理想样本不该局限于“看起来”、“看上去”这些浮于表面的评价。

就像人人都记得奥黛丽·赫本年轻时最美的模样,但我更爱她年老时候的模样,那是过尽千帆后的坦然,是经历世事后的仁爱,是由内而外焕发的光彩。

晚年的赫本在1989年成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亲善大使,在世界各地访问了50多次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项目。这些行程中,很多都很危险,明星们被带到了世界上一些最脆弱的儿童居住的社区,以提高全球对一些人道主义危机的认识。

在委内瑞拉,不论是她背着当地的孩子站在太阳伞下的镜头,或者是弯腰低头和黑人小女孩亲切交谈的镜头,那真实亲切的笑容和诚挚的眼神,让人如沐春风。

1989年,赫本为“苏丹生命线”工程奔波。在她看来,哪怕这个工程只达到一半的目标,对那些饱受战乱的孩子们,对于苏丹,都是希望。

在贫困的孟加拉国,那些赤脚的孩子们像围着自己的母亲一样围着她,拉着她的手。她骑着一辆破旧的三轮车载着孩子们,也载起了孟加拉国孩子们对生活的期望。

就像赫本说的,她的老年,全靠这一双手,一只帮自己,一只帮别人。但是,这颗慈悲的种子,却是在幼年种下的。

赫本小时候在英国上寄宿学校,但在二战期间生活在被纳粹占领的荷兰。她的母亲一开始是纳粹的同情者,但当奥黛丽的叔叔被监禁和杀害时,母女俩逃到附近的一个小镇,奥黛丽的母亲很快开始支持抵抗运动。

多年以后,赫本回忆说,战争期间的困难是如此之大,她的家人非常饥饿,他们吃郁金香球茎。

当她感觉自己离死亡只有一步之遥的时候,是红十字会的组织给了她们援助,那些食物不光救了孩子们的命,更给了她无尽的光。

正是出于这种感恩,她在结束演艺生涯之后,毅然担任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大使,一直到她罹患癌症。

赫本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进行的最后一次旅行是1992年9月前往索马里的任务,之后她抱怨说胃痛。两个月后,她被诊断出患有阑尾癌。

一次次的化疗,一次次的诊断,让赫本变得越来越虚弱。1993年赫本病重,当听闻她病危的消息后,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德蕾莎修女命令所有的修女彻夜为奥黛丽·赫本祷告祈使她能够奇迹般地康复,祷告传遍世界各地。

然而奇迹没有发生,1993年1月20日,奥黛丽·赫本永远闭上了双眼,享年63岁。

临终前,肖恩问母亲还有什么遗憾,赫本轻轻地回答:“没有,我没有遗憾,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儿童在经受痛苦。“这是她去世前说的最后一句话,让人无限唏嘘动容。

最后,为大家附上一段奥黛丽·赫本于1989年发表的演讲《和你在一起》,这是这位伟大的女性留给世界最为珍贵的人道主义遗产。

在演讲当中,她挺身为那些因战争而伤残、因饥荒而奄奄一息、因缺乏饮用水而日渐衰弱、因缺乏维生素而导致失明、因社会不公正而四处流浪的亿万儿童说话。奥黛丽·赫本在呼吁国际援助的同时,更呼吁一份对孩子的尊重。

我必须承认就在一年前,也就是我有幸成为联合国儿童基金组织志愿者之前, 每当我在电视和报纸上获悉发展中国家儿童和母亲的悲惨境遇时,我都会沉浸在巨大的绝望和无助之中。如果说现在我不会感到那么无助了,那是因为我看到了联合国儿童基金组织及其他伟大组织、教会、政府都在努力帮助他们,更重要的是人们在以自己微薄的力量努力进行着自助。

沉重的债务负担重重地压在了那些最需要我们帮助的人肩上,它使得穷人愈穷,但最终饱受摧残、伤害最大的往往是妇女和儿童。我们还应该为那些处于危机边缘的发展中国家的儿童做更多的事情,他们中的一些人现在仅仅处于能活命的状态。尤其是当我们了解到所需的资金与世界开支相比微乎其微之后,其实只要拿出不到世界经济0.5%的资金就足以根除地球上最贫穷的状况,满足这些人在今后10年的基本生活需求。换句话说,我们并不缺少人手,我们缺少的是人们的意愿。

人们最常问我的一个问题是:“你为联合国儿童基金真正做了些什么?”很明显,我的职责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使社会了解和意识到儿童的需要。如果我是一位通晓教育、经济、政治、宗教、文化和传统的专家的话,我将更能了解当今世界上的儿童问题。然而我不是,我只是一位母亲。

遗憾的是,现在的儿童事业仍需要很大的支持,这些孩子饱受营养不良、疾病和死亡的威胁。你不需要知道确切数字,你只要看着这些瘦小的脸和木然呆滞的眼睛,因为这些都是严重营养不良的表现。导致这种病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维生素A,这将引起角膜损伤甚至于眼睛部分或完全失明,几周之后可能就会死去。在诸如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印度、菲律宾和埃塞俄比亚等国家,每年出现的此类病例多达50万例。如今,有成百万的儿童正在受到失明的威胁。这也是在事情发展到无可挽回之前,我和其他许多联合国儿童基金组织的志愿者奔赴世界各国努力筹集资金的原因。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唤醒人们与另一种形式的黑暗作斗争的意识——人们因为缺乏信息,所以不知道向这些孩子伸出援助之手是多么的轻松简单。

I have known UNICEF a long time. For almost 45 years ago, I was我很早之前就知道联合国儿童基金组织了。大约45年前,战争结束,我们刚从饥饿、压迫和暴力中解放出来,在饱受战争摧残的欧洲大陆上,我便是成千上万需要联合国儿童基金组织帮助的饥饿的儿童之一。那时我们一贫如洗,正如今天的发展中国家一样。正因为贫穷是人类遭受苦难的根源,这些身无长物之人没有办法进行自助。而联合国儿童基金组织的作用正在于此,帮助那些需要帮助之人实现自助,给予他们发展的帮助,使他们可以独立而有尊严地活着。

与旱灾、洪灾和地震灾害不同,贫困的悲惨画面不易被媒体捕捉,从而不能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它并非发生在某个特定的地方,而是在跨越两个大陆的贫民窟、棚户区和被忽视的农村地区广泛地存在;它也并非发生在某个特定的时候,而是困扰人们多年并不断恶化。这些虽未在晚间新闻里被报道,但却威胁着上百万人的生存。

联合国儿童基金组织的工作中心是儿童而不是国际经济。联合国儿童基金组织每天都在全球100多个发展中国家开展工作。在这些工作中,联合国儿童基金组织遇到了一些国际经济问题,这些问题不会在金融大亨的走廊里看到,不会在债券汇率的数据中反映出来,也不会在债务谈判桌上被提及,这些问题反映在孩子们的脸上: 儿童正在发育的身心正在受到哪怕是暂时性贫困的伤害。人类的大脑和身体在5岁之前发育完成而且不可能有第二次机会。正是现在的经济援助决定着孩子们今天的发展和明天对社会的贡献,而也正是这些稚嫩的孩子们在为此付出最昂贵的代价。

有很多事情我们确实爱莫能助。我们不能还给孩子他们失去的双亲,但是我们可以给予孩子最基本的人权,健康的权利,享受人间关爱、享受人生的权利。谢谢大家。

美丽的皮囊终会老去,优雅和善良却能永远长存。愿你我都能不惧年龄,活出生命最美的模样。